從分屬行業來看，這些企業來自農業、食品、醫療健康、地產、互聯網等不同行業，體現出企業社會責任的多樣性；從所有制來看，既有中資企業，也有外資，反映了企業社會責任得到國內外企業的共同關注；從成立時間來看，既有享譽全球的百年老店，也有各行各業的后起之秀，體現了企業社會責任薪火相傳和各有千秋；從關注的議題而言，這些企業投身綠色、健康、體育、安全、扶貧等諸多細分領域，針對青少年、貧困人口、老年人等不同群體，呈現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多面性。

我們對CSR年度盛典過去十年分享經驗的企業案例進行分析，凝練了企業社會責任值得關注的亮點和特色之處，并明確了企業社會責任在未來發展的十個主要方向。

第一，企業社會責任是值得推崇的光彩事業，但是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前，生存、保命和不倒下是企業的第一要務。企業社會責任是有層次的行動譜系，企業要力所能及和量力而行，而不是賠本賺吆喝。特別是2023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許多企業的經營遭受重創乃至瀕臨破產，企業社會責任也成為奢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彌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70年代就旗幟鮮明地指出，“企業的職責就是經營”（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isbusiness）。企業的本分是經營和營利，如果在經營方面無法成為行業一流，很難奢望可以持續有效地履行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圈層理論認為，企業要對不同圈層的利益相關者負責，由內及外地推而廣之，而不是舍近求遠地涸澤而漁。因此，企業要清醒地認識到經營好自身業務并立于不敗之地，是履行社會責任的第一要務。“基業長青”方能綠樹成蔭，而在此基礎上履行的企業社會責任才能行穩致遠。

第二，要辯證統一地審視企業逐利與履行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不應將企業的利潤與社會責任對立起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未必就是犧牲自我和減少利潤。入選優秀案例的企業都經營有方，是所在行業的翹楚，并盡己所能地開展企業社會責任工作。

大量研究也顯示，企業財務績效和社會責任表現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二者之間可以形成財責相長的互補關系。隨著社會企業等混合型組織的崛起和商業模式創新的流行，越來越多的企業實現了營利與責任、商業與公益的兼顧與統一，并從企業社會責任走向社會企業責任。比如，G7物聯是一家貨車物聯網科技公司，為貨車司機開發了提高運輸效率、降低油耗支出和提升交通安全的綜合服務平臺，既實現了企業經營穩步提升，也使社會責任相伴而生。

安德魯·基恩在《治愈未來：數字困境的全球解決方案》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互聯網巨頭等“超級公民”沒有認識到“力量越大，責任越大”。“盡管這些企業本質上不是邪惡的，但他們畢竟受利潤驅動，只對股東或者投資者負責。不管它們怎么喊‘不作惡’之類的好聽口號，但世界上是沒有道德的營利企業這種東西的，硅谷內外都沒有。不管好壞，這些私營超級大企業的目標是主導市場，不是共享市場。它們的目標是賺錢，而不是道德。”科技企業要真正踐行科技向善的初心，“為技術繁榮帶來的‘始料未及的后果’負起責任”，“建設和硅谷不同、更有社會責任感的技術生態系統”。

第三，企業要整合形成一個有機系統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體系，產生企業社會責任的品牌效應。企業社會責任不是撒胡椒面兒，東一榔頭，西一榔頭，而是要有一條貫穿始終的戰略主線，并圍繞核心使命設計、架構和執行社會責任。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應一以貫之地，始終圍繞核心戰略開展企業社會責任。做好企業社會責任，可能并不需要多點開花，而需要的是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情。企業要將社會責任提升到戰略層面，而不是視為一個可有可無的細枝末節。

比如，京東將其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投射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將其開展的各項社會責任工作同減貧、減排、公平等各項目標一一對應。這使企業履行的社會責任同全球最重要的未來發展方向緊密聯系在一起，使宏觀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可以落地，也使微觀的企業社會責任得以放大。再如中赫集團提出“執·責”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體系，始終堅持關心、精準和持續，有力推動了中國兒童和青少年的足球教育推廣事業。

第四，企業社會責任要和企業的核心業務結合起來，通過企業的專業技術、人才和平臺等來做好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不是單純的公益慈善和捐款捐物，而是高度專業的業務領域，并堅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企業經營和社會責任之間不應是“兩張皮”，各做各的，而是要建立強有力的內在聯系，使企業經營賦能社會責任，使社會責任助力企業經營。企業只有將其核心能力輸出到社會責任，使社會責任帶著專業的光和熱，才能最大化企業對社會的回報。這樣一來，企業社會責任往往就是水到渠成的一項事業，而不會有太強的違和感。

比如，綠城管理和藍城樂居堅持為政府代建質量不輸于商品房的保障房，通過保障性住房全生命周期的專業能力輸出，既為政府壓縮了建設周期和成本，也提升了保障房的建筑質量和宜居性。再如IBM等跨國公司的員工都是擅長外語和計算機技能的人才，他們為留守兒童等青少年群體提供的英語輔導和計算機技能培訓等志愿者工作，就很好地在社會責任履行中輸出了企業專業能力。

第五，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要與國家戰略匹配、服務大局，使企業社會責任在新發展階段融入新發展格局。企業社會責任既要引領時代大潮，也要和國家戰略相匹配，特別是要借船出海、順勢而為。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方向，會使企業社會責任的開展更加順暢有效。

比如，2023年是中國脫貧攻堅的決勝之年，大量企業投身精準扶貧事業，開展產業扶貧、科技扶貧、教育扶貧、生態扶貧。抖音等短視頻和直播平臺專門設立扶貧辦公室，通過流量扶持、技能培訓、業務創新等一系列行動，借助“直播帶貨”帶動數百個貧困縣脫貧摘帽。2023年是“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起步之年，企業應將社會責任的履行融入其中，實現企業戰略與國家發展的和弦共振。

第六，企業社會責任要推陳出新，推動有特色和創意十足的社會責任履行模式。企業經營注重研發和創新，而企業社會責任也要加大研發和創新，使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創新性地履行。盡管企業社會責任的歷史源遠流長，捐款捐物古已有之，但是現代企業應走出公益慈善的傳統路徑，不斷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模式創新。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譜系中，相對來說企業捐款不如捐物，捐物不如參與，而參與不如賦能。企業要想方設法和集思廣益，使社會責任的履行方式和形式可以令人眼前一亮和耳目一新。比如，一些企業借助互聯網平臺開展“隨手拍”、公益捐贈、綠色出行、資源共享等，就是企業社會責任創新的典型表現。

第七，企業社會責任要在合作共贏和協同發展上做文章，帶動各類利益相關者共同推進。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不是要事必躬親和親力親為，而是可以借助商業伙伴、非營利組織等專業力量共同推進。企業社會責任不是“獨善其身”，而是要不斷增強一呼百應的號召力，帶動各個方面的利益相關者投身公益慈善事業。

在《尋找座頭鯨：中國企業是如何進行社會創新的？》一書中，呂鵬等提出了企業社會創新項目評價體系，從使命、執行、財務和傳播四個方面評選了有代表性的101個民營企業社會創新項目。他們的研究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要“創”字當頭，聯合政府、社會企業、商業伙伴、科研機構、公益組織等“共益伙伴”，打造企業社會創新的“生態朋友圈”。由此可見，企業社會責任創新，特別是同利益相關者攜手合作創新，是特別應該引起企業重視的發展方向。

第八，企業社會責任要平戰結合，使企業在社會危難之際可以快速響應和伸出援手。在危急時刻的雪中送炭，比在平常時期的錦上添花更加彌足珍貴。危機意味著危中有機，等于是企業經營的商機和社會責任的良機。危機時期的“戰時狀態”使企業可以集中力量攻堅克難，由此迸發的爆發力是在常態之下所難以想象的。與此同時，在危機時期全民圍觀的聚光燈下，人們更加珍視企業做出的貢獻，企業社會責任的倍增效應也更為明顯。

如果說2008年汶川大地震引發的企業捐贈浪潮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萌發階段，那么2023年新冠肺炎疫情則使企業社會責任走向成熟階段。疫情期間涌現出了一大批企業，它們利用自身的人員、資源、技術和平臺，為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做出巨大貢獻，真正履行了企業社會責任。一些企業也抓住機遇，在服務疫情防控的同時也推動了科技研發和業務拓展。比如，在線辦公、遠程醫療、遠程教育、直播電商等行業和領域發展迅猛，在疫情期間實現了爆炸性增長，也為人們足不出戶地生產生活提供了便利。

第九，企業社會責任要久久為功，一年一個臺階、一茬接著一茬、一步一個腳印地持續推進。企業社會責任不應期望一炮走紅和一夜成名，而應堅持在點滴之間、方寸之間地持續推進。否則，企業社會責任朝令夕改就會淪為嘩眾取寵，并難以取信于眾。特別是關注弱勢群體的企業社會責任更是要持之以恒，否則半途而廢或頻繁更迭會導致嚴重的負面影響。以脫貧攻堅為例，企業對貧困戶的幫扶如果難以持續，就可能帶來巨大的不確定風險，并使貧困戶極易返貧甚至大不如前。

因此，企業社會責任要堅持久久為功，持續專注于企業瞄準的戰略領域，堅持數十年如一日的戰略恒心，不因領導更替而人走茶涼。比如，諾華制藥堅持在四川大涼山地區開展碳匯造林項目，雀巢集團在云南偏遠地區助農種植咖啡，都實現了減排、環保、扶貧的多重價值。正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沒有長期不懈和一以貫之的堅持，那么這些事業就很難見效。

第十，要講好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故事，體現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范”。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正能量需要更多的宣傳、推廣和傳播，使更多企業、消費者、上下游伙伴等利益相關者眾人拾柴和從善如流。除了上市公司，目前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披露沒有硬性要求。畢馬威的調查報告顯示，全球企業在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方面的披露在持續提升。從其監測的代表性大企業來看，全球平均已有77%的企業披露ESG報告，而中國樣本企業的披露比例也從2023年的73%提升到2023年的78%。

當然，企業社會責任不是自說自話，而是要用數據說話，用故事打動人，并經得起檢驗和考驗。企業要忠實記錄履行社會責任的點點滴滴，并盡可能地用數據來測算和呈現社會責任活動和產生的各方面影響。在企業社會責任披露方面，既不應毫無根據地夸大企業的付出和貢獻，也不應低估企業產生的間接影響。比如，普華永道開發的“碳指數”，對包括樓宇用能用電、員工乘坐飛機出差、辦公用紙等方面的企業能耗進行審計，由此構建的量化評估結果，為監測企業社會責任提供了直觀明了和令人信服的參考依據。

過去十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事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并見證了越來越多的企業投身社會公益。我們期待在下一個十年，有更多的中國企業可以專注、專業、創新、合作、持續地踐行社會責任，為綠色生態、包容社會、高效治理做出應有的貢獻，并使中國企業的社會形象得到不斷改善。

（馬亮/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